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ldo;二次革命&rdo;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

下面还有一句话：&ldo;不论生死，一体给赏。

&rdo;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就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用法律解决的。

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

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ldo;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

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

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lso;水浒&rso;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rdo;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

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ldo;民国根基未固&rdo;，力主慎重。

他说：&ldo;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为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

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

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的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闾、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ldo;论交深在十年前&rdo;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

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

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

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

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

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ldo;水浒&rdo;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博弈之路。

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

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

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

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

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作&ldo;民党&rdo;，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ldo;民党&rdo;。

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的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

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ldo;二次革命&rdo;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

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ldo;战国&rdo;时期。

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