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28年前后，关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毕竟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轨，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

在当年6月份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ldo;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rdo;、&ldo;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rdo;，有人则认为&ldo;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rdo;、&ldo;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rdo;，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ldo;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rdo;。

在明确的经济思想的引领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ldo;基本工业建设计划&rdo;（1928年）、&ldo;实业建设程序案&rdo;（1931年）、&ldo;国家建设初期方案&rdo;、&ldo;实业四年建设计划&rdo;（1933年）、&ldo;重工业五年计划&rdo;（1935年）、&ldo;中国经济建设方案&rdo;（1937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

许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构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1928年至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ldo;黄金十年&rdo;。

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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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眼全球，我们必须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关系。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和北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先后推行国家控制重要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以&ldo;大炮代替黄油&rdo;。

其中，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苏联的成就最为巨大，两个超级军事和经济强国相继崛起。

美国也在1929年陷入了著名的&ldo;大萧条时代&rdo;，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实行新政，同样以国家管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

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思潮。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自由商人群体的政策性挤压和剥夺便已开始，尽管这些商人是北伐最大的&ldo;金主&rdo;，但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国营化政策最大的障碍。

打击是从多个方面分步骤地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国债政策将之完全&ldo;绑架&rdo;，三是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四是利用经济危机扩大国营事业，&ldo;收官之作&rdo;则是银行国有化。

第一步，组织瓦解。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商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

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成立救国会和商民协会，逐渐取代上海市总商会的职能。

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发动攻势，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总商会被认定为&ldo;帝国主义的走狗&rdo;，其主事者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

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ldo;统一商运&rdo;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由国民党领导的&ldo;商整会&rdo;。

这一做法被普及至全国各商埠城市，《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评论道：&ldo;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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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国债绑架。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的国债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

金融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新设计了国债发行的规则：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国债时，先将这些国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

同时，允许银行将债券直接投放到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