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支柱产业中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ldo;关停并转&rdo;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

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ldo;国有资产流失&rdo;，有人写&ldo;万言书&rdo;控诉朱镕基是国有经济的&ldo;败家子&rdo;。

然而到1998年，&ldo;抓大放小&rdo;战略忽然终止。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曾排名世界500强第28位的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

此后，&ldo;抓大&rdo;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逐渐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

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ldo;国退民进&rdo;，此所谓&ldo;退&rdo;，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ldo;国退民进&rdo;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

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ldo;改制&rdo;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ldo;国退民进&rdo;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ldo;摸着石头过河&rdo;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

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ldo;工龄买断&rdo;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ldo;社会炸弹&rdo;。

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ldo;做实&rdo;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ldo;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rdo;。

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ldo;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rdo;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ldo;大国崛起&rdo;与朱氏逻辑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

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的经济奇迹，cpi（消费物价指数）长期低于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别为-06、-13、08和07）。

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ldo;黄金时期&rdo;，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ldo;大国崛起&rdo;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