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教员还很多。

有一次，校长许光达就找我们谈话。

他说：&ot;大家希望到前线去杀敌，这没有错。

说实话我也想到前线去带兵打仗。

但抗大还要不要办？要办就需要教员。

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一天天在扩大，教员不够。

因此大家要服从革命利益。

&ot;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智勇双全。

1934年作战时受伤，党组织就送他到苏联养伤，以后留在苏联学习，1938年才回到延安。

1955年授军衔时，他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将军衔。

他说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论资历、功劳都不如王震，应将大将军衔让给王震。

最后，还是授予他大将军衔。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后有王守成（朝鲜人）、蔡得仁（体育教员）、贾克、陈唯实等。

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

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

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

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

三分校政治教员中有一些是大学老师，还有些人是参加过&ot;一二&iddot;九运动&ot;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已在校授课，有文化，容易接近。

教员中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提倡国防文学而受过鲁迅批评的徐懋庸也在抗大当教员。

同事中还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张庆孚，曾当过大学教授。

他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时，他是反对刘志丹的。

在肃反扩大化时刘志丹被关押，他是赞成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释放了刘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书。

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刚参加革命不久，对张庆孚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他也不会主动同我们谈往事，只是偶尔漏两句自己过去的经历。

听他的口气，感觉得出他对党中央不服、不满。

不过，他讲理论有一套，有学问，很自负。

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写的字很感兴趣，特意要我为他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他的窑洞里。

其实我的字并不好，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他却对我说：&ot;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字体。

&ot;自1938年4月来到抗大，我先当学员，后任教员，在抗大学习、工作两年多。

在这里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在教学中，我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初步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