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反动&rdo;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ldo;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rdo;（《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

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ldo;反动&rdo;的证据。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

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ldo;反改革&rdo;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ldo;改革&rdo;而已。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

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ldo;人道&rdo;，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

盲目而操切的&ldo;变法&rdo;，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

这势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ldo;改革&rso;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ldo;改革&rdo;的原因。

其实，除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ldo;改革&rdo;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ldo;改革&rdo;，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ldo;反动&rdo;，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绪要警惕&ldo;康梁小人&rdo;之外，恭亲王还有一条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

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ldo;合肥相国积毁销骨&rdo;），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ldo;可任艰危&rdo;。

当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ldo;户部尚书&rdo;）的翁同龢时，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ldo;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rdo;。

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ldo;世袭罔替&rdo;；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ldo;公共之地&rdo;，以便相互牵制。

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ldo;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rdo;，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ldo;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rdo;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

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ldo;名声&rdo;、&ldo;羽毛&rdo;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ldo;清流&rdo;，的确对李鸿章这类&ldo;干活的人&rdo;造成了巨大的掣肘。

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ldo;言官制度最足坏事&rdo;，&ldo;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

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让之。

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

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rdo;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

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

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

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

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

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ldo;真小人&rdo;，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ldo;伪君子&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