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交关系，赫德指责中国官员&ldo;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rdo;，试图对抗通商、传教自由以及条约体制，而两度陷于战败（指两次鸦片战争），&ldo;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服人&rdo;。

&ldo;外国所请，以力可得&rdo;，如果建立条约体制，&ldo;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兹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rdo;，&ldo;无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胜之势&rdo;。

这话当然刺耳，却是实情，正因为西方&ldo;有必胜之势&rdo;，条约才是对作为弱者的中国的保护。

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ldo;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rdo;。

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ldo;未敢上渎宸聪&rdo;。

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ldo;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

&rdo;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ldo;帝国主义急先锋&rdo;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

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ldo;双开&rdo;，后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

这对于自信&ldo;周公吐哺、天下归心&rdo;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

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ldo;危言&rdo;，令中央&ldo;耸听&rdo;，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

1866年3月s日，刚&ldo;进京三月有余&rdo;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

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ldo;弟&rdo;，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

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尽管称兄道弟，尽管本身学养深厚，威妥玛却与受到大清官场热烈欢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儿乎很少有人喜欢他。

大臣崇厚曾经说：&ldo;威妥玛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他。

&rdo;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沦》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ldo;缓不济急&rdo;，如果中国无法&ldo;借法自强，改革振兴&rdo;，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ldo;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

……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

&rdo;&ldo;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rdo;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ldo;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rdo;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

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ldo;措词激切&rdo;、&ldo;恫词挟持&rdo;，&ldo;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rdo;。

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ldo;帝国主义急先锋&rdo;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ldo;若不通盘筹划，事先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筹措&rdo;。

他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ldo;供批判用&rdo;，令这两份文件的&ldo;流毒&rdo;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是，&ldo;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rdo;。

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ldo;求媚于中国&rdo;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ldo;借法自强&rdo;，认为英国人&ldo;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rdo;；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ldo;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伤&rdo;，对西方&ldo;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rdo;，而可以&ldo;推诚相与&rdo;……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充满&ldo;危词恫吓&rdo;、&ldo;傲慢之谈&rdo;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