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国教堂，还有一座教会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时已被改作机关的食堂和幼儿园，我就寄读在那所幼儿园里。

它的高大浑厚，复杂的结构，还有那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钟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日后当我成为一名导演时，我回到那里拍下了《一地鸡毛》和《情殇》两部电视剧。

礼堂的北面是党校的学员楼，它是苏联建筑师的杰作，楼体非常地敦实，令人心生敬畏。

文革中我曾亲眼目睹，有人从那座楼的五层纵身跃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

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自杀者从楼上一跃而下时，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绝望，在坠地前的几秒钟，会不会后悔。

我如果自杀是不会选择跳楼的，我特别怕疼。

礼堂的后面是一片五七年栽种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座很大的暖房，里面培育着数不尽的花草植物。

负责管理果园的叔叔姓史，史叔叔住在我们家的楼上，人很厚道，也非常耿直。

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在我的父亲成为右派后，他们家依然和我们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母亲最爱养的植物是吊兰，无论生活陷于何等窘境，母亲的吊兰永远在窗台上繁茂地生长，这一点是和史叔叔的努力分不开的。

礼堂的样子大致是这样一个面目：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党校的历届学员毕业，都会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留影。

我的影集里有一幅幼儿园时的合影，也是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一群孩子没心没肺地迎着镜头傻笑。

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党校幼儿园的&ldo;六一&rdo;演出结束后拍照的。

我们演的节目是表演唱《浏阳河》。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五十里水路到了湘讧，江边有个湘潭县呀，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哟……

我记得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领唱的女孩叫高丽萍，印象中长得特别漂亮。

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少年时代，很长时间她都是我心中的偶像。

礼堂有一个前厅。

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

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

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少年时，每逢周末，礼堂的前厅里常常举行交谊舞会。

我父亲爱跳舞，我母亲很反感，但有时也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为了看着我父亲，其作用相当于警察。

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间穿来跑去，又有母亲端坐在场边，我父亲就是想有所作为，恐怕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前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宽敞华丽，但长大以后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实际的空间非常狭小朴素。

令我对儿时的所有记忆都产生怀疑。

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拍一部反映儿时生活的影片，我应该按印象中的环境拍摄，还是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孩子的视线看礼堂的门把，又大又高，成人却不然，究竟哪一种视线更真实呢？思考的结果是，应该按照孩子的视线拍摄，那才是童年。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

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

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排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龇牙咧嘴。

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

印象中我在礼堂里看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电影，令我眼界大开。

细一琢磨，这事有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