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

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

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ldo;修改&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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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

不知道瑞士人为什幺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强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春节期间播出。

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

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

我用了3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

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ldo;人间指南编辑部&rdo;，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

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

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

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

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

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

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

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

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

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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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件往事，6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

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

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

你说我能不急吗？

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