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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
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 2000年1月12日
&ldo;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
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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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
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
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
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
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
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
她沉入了回忆。
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
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了,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
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
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
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
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
她的眼睛里有泪。
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
但他舍不得我。
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
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
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