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沙皇在1809年颁布两项敕令，规定宫廷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而不享有得到官衔的权利；晋升七级以上文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教育程度或经过相应的考试。

1810年1月1日，成立了国务会议；1811年，对中央各部的机构和管理进行了改革。

与此同时，法典编纂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国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的前两部分。

新潮与传统的碰撞

斯贝兰斯基所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他那些类似无套裤党人的作为，把他看作是导致灾祸的根源。

亚历山大一世也开始担心大幅度改革会引起剧烈动荡，削弱专制制度的基础。

于是，斯贝兰斯基在1812年3月被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

斯贝兰斯基宪政方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方案本身是&ldo;为了使俄国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rdo;，但这张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的蓝图显然不适合俄国的基础。

19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制仍是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形式。

1804年，拥有16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总共只有1200家，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在95200个从事工业或手工业的工人中，有53％仍是农奴。

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改革归根到底还只是少数人的努力。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进退与亚历山大一世个人的意志也有关系。

他虽然赞成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不反对有限的改革，但当斯贝兰斯基真想&ldo;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rdo;的时候，他也像叶卡特琳娜二世那样，宁可收起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让自己昨天的心腹远离首都。

如同他的朋友恰尔多雷斯基所说：&ldo;他也有可能同意给大家自由，但条件是大家都自愿按他的意志行事。

&rdo;

斯贝兰斯基想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俄国，结果却被落后的俄国所否定。

过于纯正的西方化，也许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

他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

当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它因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法国民法典相似而招来了奉传统为金科玉律的贵族的猛烈抨击。

此时已倾向于保守的尼&iddot;米&iddot;卡拉姆津写道：&ldo;我们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法典的翻译!俄国人真是惊讶万分。

这不是给恶意诽滂者提供材料吗?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

俄国作为一个强国存在了上千年，我们为编纂自己的完整法典工作了上百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吗?……我们要问：现在是向俄国人拿出法国法律的时候吗?……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

在拿破仑的名字使人心颤栗的时候，我们却把他的法典放上祖国的圣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