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曾决定用向沙皇请愿的办法争取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改组政府。

但到7月时，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决定直接&ldo;向人民呼吁&rdo;。

彼特隆凯维奇慷慨激昂地说：&ldo;只有一条出路。

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

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

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

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

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

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

&rdo;大会通过的告人民书虽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国，但号召人民&ldo;以联合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财产和权利&rdo;。

它宣称，争取人的天然权利的斗争即便在破坏法律形式的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普选权是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唯一基础。

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义已在总体上背离了与专制主义结盟的传统，而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更接近了。

在1905年夏，对大多数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更能接受。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积聚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为这种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后，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遭灭顶之灾，专制政权不得不作出让步。

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确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

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步的，而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为这个革命阵线的一翼。

彼特隆凯维奇写道：&ldo;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改革，到1905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

但是……宪制的这种产生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性吗？&rdo;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拉科夫忧心忡忡地说：&ldo;在革命方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在那里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那些把欧洲自由主义视为过时现象的革命政党来说，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即新的社会秩序。

……无论在哪里都不像在我们这个不文明的国家里这样，鼓动宣传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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