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

《宋史&iddot;礼志》载：&ldo;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

&rdo;所谓&ldo;以日易月&rdo;，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

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ldo;葬安陵&rdo;、&ldo;附太庙&rdo;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ldo;六月初到七月初&rdo;。

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

如《宋会要辑稿&iddot;礼》中就有当年&ldo;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rdo;的记载，所以像&ldo;杯酒释兵权&rdo;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ldo;杯酒释兵权&rdo;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

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ldo;杯酒&rdo;之细节，而关注&ldo;释兵权&rdo;之本质。

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

由此，&ldo;释兵权&rdo;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

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

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

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

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

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ldo;释兵权&rdo;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宋廷优待士大夫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

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ldo;太祖誓碑&rdo;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

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打开，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

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

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