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ldo;宋待周后之厚&rdo;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

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

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

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

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ldo;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rdo;（《范仲淹年谱》）。

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

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ldo;祖宗誓约&rdo;之语评论之。

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ldo;誓碑&rdo;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

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

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

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

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ldo;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

&rdo;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

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

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ldo;门皆洞开，人得纵观&rdo;，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

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iddot;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