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吃食堂的岁月（2）

在那饥饿的年代，大人们都感到苦不堪言，然而，作为孩童的我们，仍然有无穷的乐趣。

为了战胜饥饿，学校实行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各回各自的生产队为食堂拔野菜，学校将伙食长为学生开的野菜收条作为衡量学生好坏的一项依据。

记得也定有任务，如多大的孩子，每日缴多少斤野菜。

缴多了奖励多少饭，缴少了少打多少饭。

我在这期间跟着这里农村的孩子们认识了许多野菜的名字。

我们在拔野菜的间隙，到小渠沟里捉鱼、摸虾，摸螃蟹和田螺。

小虾和螃蟹，都是当时就生吃了的，那咸咸的味道很美气。

小鱼和田螺，当时不能吃，我们就带回去加工。

孩子们不知从哪里找来小铁盒子，盛了水，将小鱼放进里面。

食堂的煤火炉很大，那出煤渣的坑道能并排站进去好几个大人，煤炉的进风口是个长方形的洞，我们便依偎在风口边，将盛了鱼的铁盒放进风口，没有铁盒或性急的人干脆将小鱼放在风口烁热的砖头上，不一会儿小鱼就被蒸熟了。

烧田螺更为有趣，将几个田螺放到煤火炉风口烁热的砖头上，不大一会儿，田螺的&ldo;屁眼&rdo;处便开始&ldo;嗞嗞&rdo;往外面冒白沫，然后&ldo;嘣&rdo;的一声，小手指肚大小的一疙瘩黑肉，即田螺的躯体就从&ldo;屁眼&rdo;处蹦了出来，我们便用小木棍将这小疙瘩黑黑的肉夹出来放进口中咀嚼，也有一下子蹦到尽里面被燃烧着的，每有这种情况，紧贴风口的一个个小脸儿便现出无限的惋惜。

第四章缺少劳力的日子（1）

父亲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金融系统，担任了西照县人民银行的党支部书记兼行长。

此时是一九六二年，十二岁的我，考上了西照县的重点中学‐‐西照一中。

我们班里共有四十五名学生，非农业户口的有六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业和非农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凡农业户口的同学，都是从家里带粮食交到学校的大伙上，交什么粮食发什么饭票。

农业学生交伙的多是玉米和红薯干，发的就是玉米面票和红薯面票，也有交麦子和大米的，不过这样的学生很少，即使有人交，交的数量也很少，发的就是白面票和大米票。

大伙上每顿都分别做有各种饭，如：拿着白面票可以吃到白面馍可以喝白面条，拿着玉米面票可以吃玉米面馍可以喝玉米糁汤，拿着红薯面票只能吃红薯面馍和喝红薯面糊糊，而非农业的学生，则是按国家供给的标准，配发百分之七十的白面票，百分之二十的杂粮票和百分之十的黑粮票，这样，在饭场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阶层，虽然由于农业学生多，吃黑馍喝黑面糊糊的人总有点以多欺少的倾向，但内心深处，农业学生对非农业学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却还是羡慕。

我在这种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对父亲的抱怨。

我想，我本来是应该吃白馍的。

我不敢直接责问我们的父亲，为什么自己去县城了却把我们撇在农村？我问过我的母亲，母亲当时倒不以为然，说乡里好活人，都去城里顾不着呀！

当时很多干部都不干工作回家当农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动放弃工作回家来的，物价太贵，许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一捆葱呢。

正是由于在农村比在城市好养活我们，父亲放弃了妻儿可以恢复非农业的机会，心甘情愿让我们当了农民。

当然，父亲一直不这么承认，偶尔提起，他只是说，当时国家困难，我是个领导干部，应该带头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不进城，国家的负担可能是减轻了一点点，父亲的负担大概也减轻了许多，但有谁能知道，没有劳动力的六口之家，在农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艰辛呢？

母亲要尽量多地出工。

生产队有规定，像母亲这般年龄的妇女，每月劳动日是不能少于二十天的，出不够了就要受到惩罚，即便是队里没有硬性规定，为多挣工分少缴缺粮款也是要尽量多出工的。

那时，我、夏弟都上着学，母亲将没上学的萍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给邻居一个老奶奶看管，每月给人家几块钱。

母亲要出工，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做应时饭，要伺候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给全家人做衣服、鞋袜，真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不算苦，最苦的是将分到手的粮食拿回家和将原粮的加工。

我这样说农民家的孩子一定会感到好笑，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有什么苦的？但对我家，对我的母亲来说，却并不简单。

去生产队干活，一群妇女有说有笑，受苦受累大家都一样，也就不觉得苦了，而分粮食时，人家有劳动力的人家，都是男劳力挑挑扛扛就回家了，而我们家，父亲在外工作，大点的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就得独自一人将分得的麦子、稻谷一袋袋往家背，尤其是分粮往往是没有定时的，或中午，或傍晚，这时间，对别人，不算啥，而对我们的母亲，却是难关，因为这时候可能正在哄孩子，可能正在煮饭，可能正是家里脱不开身的时刻，然而，分粮食是按名单喊的，喊你你不在就只好将你的一份倒在不拘什么一块空地方。

乱哄哄的打麦场上，等分粮的人头攒动，谁顾得为你看堆？何况是什么年月？等你去拿时十成可能只剩五成了。

所以，队里的管事人为了尽职，也为了推卸责任，一般是一定要领粮人到现场的，而且为了不愿向一家家解释这次分粮的具体规定，管事人每每等人到得差不多时要开一个简单的会，向大家宣布譬如这次打了多少麦子，分红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全队共有多少工分，是按人六劳四还是按人四劳六，谁谁家多少工分、几口人应分多少，等等。

这个必要的过程对母亲来说是难挨得要命的过程，母亲在别人探头引颈洗耳恭听时往往如芒刺在身，面对着待分配的粮食堆，母亲脑子里想的是锅里的饭溢出来没有，栓在床腿上的孩子是否把屙的屎、尿糊了一脸一身……为了公平，分粮这次从村东开始，下次呢，就从西往东，母亲是记不着这些规则的，等她甩开羁绊匆匆赶到场里时，免不了早了晚了的不是时候，队里人多嘴杂，好说损人话的人虽不多但不乏其人，来得早了，有人会说，看人家干部家属，干活不见人，分粮跑头哩！

去得晚了，话更难听：看人家干部家属架子多大呀，干活喊不到，给他们粮食也请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