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常听出国的朋友或同学回来后谈天说地，但却从没有一个人像聂浩一样，勾起了我如此多的回忆和沉思。

他，让我想起了1976年抗震救灾中，学校操场上星罗棋布的防震棚。

他，说出了我也曾有过的但没敢当真的直觉和梦想。

他，解开了我一直认为海外同学言语过于拘谨虚伪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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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后，在逐渐家庭化的电视上，有时也在电影院插播的新闻片头中，西方国家的城市外貌、生活景象和人物气质，开始片片断断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里面，并从影影绰绰，逐步到绰绰动人，随之便萦回梦绕起来。

聂浩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西方的（其实后来才知道是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被那种灯火辉煌、富丽繁华的气派惊呆了。

他由此想到了，其实外面还有一个和书本上写的和报纸广播上宣传的和先哲领袖们蔑视的完全不一样的资本主义世界。

聂浩尽管没有说从何时开始，他就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到国外去。

但事实上，后来他全然不顾国内大学的警告，也不无视驻外大使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脱掉了公派学者的外衣，心情极其复杂和矛盾着奔向美洲的自由田园时，他的原动力不在于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更没有什么捕风捉影的策反，而在于十年前影视屏幕上的一个个浮光掠影而已。

夜晚，在单位里小家庭的灯下，我翻出来八十年代初的日记，极力想从中寻找一些像聂浩那样的少年意气和青春倔强。

的确，那时的我远没有他那种明辨是非的能力，还不懂什么是“假、大、空”

的实质，尚不敢意志坚定地选择并行走自己、自我、个人、个性的理想之路。

第二天，当我提前五分多钟来到病房时，不曾想聂浩正在病区的门前站着。

见我走出电梯，他迎上前来，近乎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程兄，你真神了。

昨天晚上没有咳嗽，今儿早上嗓子不哑也不疼了。

我是不是再打两次？回去时就好了吧？”

见他这种状态，听到至诚的赞誉。

我自己禁不住自豪起来，也跟着说：“一个星期后，应该没症状了。

不过这段时间少说话，一定要多喝水，口服药坚持多用几天。

再打两天针吧，治利索了。”

病区里要进行病例讨论，我不能再陪他了，便把他安排在特需病房里，并从值班室拿来我自己平时爱看得小说。

当我把小说递给他时，他却说：“这小说再好，我也看不下去了。

有报纸吗？过去的也行。”

我朋友的一位女友，约好了来医院作流产。

安排妥当后，我本不想再去搀和。

但当领导的那位朋友总是放心不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非要我过去陪着。

等我再回到病房时，聂浩已经走了。

在我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他手写的纸条，意思是明天他会按时来，最下面用非常漂亮的英文写了一句：谢谢你。

聂浩需要打第三次吊针时，当天又是我的夜班。

上午，我要到外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走前专门交代给护士长和一位下级医师，务必安排好我这位同窗的治疗。

中午吃罢工作餐，下午就没再回医院。

在家里，我给病区打了电话，想了解一下聂浩的治疗情况，但接电话的护士回答：“你的朋友还没有来哪。”

夜晚，值班室南墙上的挂钟，表针已过了八点了。

聂浩仍然没有露面。

我想：“可能他自己觉得好了，就不再来了吧。

不过他也够可以的，就不能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吗！”

这些天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就没有问过聂浩家里的电话，更没留下与他联系的方式。